用于儿童学习的《帝鉴图说》。 不过较为讽刺的一点是，根据朱由校所继承的原主记忆来看，直到他穿越之前，明熹宗都未曾读遍四书五经，“四书”部分仅读了《大学》与《论语》，“五经”部分则只读了《尚书》与《诗经》。 换言之，倘或以科举选拔人才的标准来衡量皇帝的学问，明熹宗是绝对比不上在场的任何一位鸿儒的。 但是负责讲解的那位讲官一上前，朱由校便察觉出他十分紧张，整个人的神态语气，都不禁让朱由校想起现代那些参加综艺节目的素人。 毕竟相对于“读”，“讲”的这一环节难度显然更高一些。 为皇帝讲书，有利有弊，大明日讲官因讲书而获谴的并不在少数，经筵附带为天下表率的表演性质，尚且能让讲官照本宣科，而日讲讲官进讲之时，面对的只有既定教材。 日讲讲官为皇帝讲书前，需要事先拟好讲章，但是按照规定，日讲的讲章是不能带到御前小课堂上的。 因此日讲讲官为皇帝进行讲解时，全凭自己对文本的熟悉程度，以及对事先拟好的讲章记忆进讲。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日讲官能顺利完成工作，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 至于对着皇帝侃侃而谈，像现代网络上的键盘政治家那样对着时政直抒己见，企图以此引起皇帝的注意，甚至让皇帝大加赞赏，这在日讲讲堂上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因为每一回日讲的讲章都需要提前两天送内阁，待内阁审查无误后，再在日讲前一日送到御前，让皇帝过目。 朱由校能想什么时候上课就什么时候上课，主要还是因为明熹宗对日讲一事并不热心，使得讲官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拟定讲章。 实际上每回内阁审阅讲章后，都有可能提出问题，再令讲官们重修修改，这一来一回，就又要耗费一些时日。 不过内阁审查讲章，倒不是全然因为怕日讲官出言无状，还有查漏补缺的缘故在里面。 大明科举虽以四书五经取士，但由于“五经”内容太多太繁，朝廷便将“四书”作为必修，“五经”作为选修，士人举子只要在“五经”之中选一经研治即可应付科举。 而要是单纯从应试的角度来讲，《春秋》与《礼记》二经要比其他三经难得多，因为被明朝科举奉为奉为圭臬的程朱理学对《诗经》、《尚书》、《周易》都作了注释，而对《春秋》和《礼记》却不曾注解。 偏偏明朝科举规定考生答题时，必须以程朱理学的注释为准则，且须“代古人语气为之”，因此不少考生在治经时，都会倾向于研习本身就自带“官方答案”的《诗经》、《尚书》与《周易》。 于是翰林诸臣在给皇帝拟定完讲章后，往往需要在科举时“专治某经”的阁臣来审阅纠偏。 譬如永乐年间，太子朱高炽所学习的讲章，就是由内阁逐一专阅的，解缙阅《尚书》，胡广阅《诗经》，金幼孜阅《春秋》，杨士奇阅《易经》。 所以内阁对于讲章修改的权力极大，其修改程度的大小全然取决于内阁大学士本人，有时候，内阁甚至可以决定弃用某一讲官所著讲章，而改用其他讲官。 在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下，讲官即使在讲章中附议时政，也往往是点到为止，几乎不会出现日讲官在皇帝面前肆无忌惮指桑骂槐的戏剧性场面。 而且由于日讲官讲课时，阁臣也侍立在侧，讲官一般并不愿意为修改讲章一事得罪内阁。 嘉靖朝的陆深，就曾在一次日讲过后，对明世宗明言道，“臣今日讲章经阁臣改纂，其间必自有深意。然臣愚以为，嗣后且存诸臣所见，各尽其忱。” 而当时更定陆深讲章的，是大学士桂萼，桂萼性情阴狠，好排斥异己，陆深在明世宗面前表达了对讲章修改的不满后，便被桂萼责为欺罔，使得陆深只得上疏谢罪。 后来明世宗虽然特意准许陆深的讲章可以不经内阁修改，但陆深从此便受桂萼所忌，不久之后，就被谪为了延平府同知。 到了魏忠贤权势滔天的天启六年，类似于嘉靖朝陆深式的抗议更是彻底绝了迹。 唯一敢于在讲章之外，稍稍进行即兴发挥的讲官，那就是孙承宗。 孙承宗曾在讲《尚书》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一句时，于讲义外发挥了一番“九族及和睦亲藩外戚之义”。 明熹宗听罢后，还特意朝王安问道，“今日才知‘九族’，如何不先做在讲章？” 王安回答道，“这是讲官临时发明的这句书。” 明熹宗知晓后，不过一笑了之，并未追究孙承宗的逾矩行为。 毕竟只有孙承宗讲课时，明熹宗才会觉得“心开”，其余寻常讲官，是断断享受不到皇帝的这份宽容的。 此时朱由校好整以暇地望向那名讲官，将脸上的神情调整到一个“面无表情”的状态。 他知道，明熹宗听课时，便是这般得“讲自讲，终日讲而漠不关心，听者自听，终日听而学不关心”。 比起时常刁难讲官的崇祯皇帝，明熹宗非常符合现代义务教育对中小学生的课堂行为要求。 除了倾耳静听，明熹宗从来不会主动对讲官提出问题，顶多偶尔咳嗽几声，擦擦鼻子罢了。 朱由校不知道是明熹宗究竟是因为缺乏质询讲官的学问基础，还是当真对时政是毫无兴趣，不过他今日既然不想对日讲官发难，便决意萧规曹随。 毕竟一个人处在上位时，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来底下人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