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距今约1万年，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发明，服装材料从此有了人工织造的布帛，服装形式发生变化，功能也得到改善。贯头衣和披单服等披风式服装已成为典型的衣着，饰物也日趋繁复，并对服饰制度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
当地球经过最后一次严寒的冰期——大理冰期之后，迎来了全新世冰后期温暖的气候环境，中华祖先继承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积累的经验，开始了农耕畜牧，改变被动向大自然觅取食物为主动生产繁殖生活资源，他们营造房屋，改变穴居野处的居住方式，男子出外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从事采集、制陶、发明纺麻、养蚕缫丝、纺织毛、麻、丝布、缝制衣服。改变了原始的裸态生活，进步为戴冠穿衣、佩戴首饰的文明生活。在我国已公布的全国7000余处较大规模的新石器遗址中均有石纺轮出土，如山西芮城县西王村仰韶文化遗址晚期地层原始工具石纺轮、陶纺轮的发现，湖北天门石家河发现的大量陶纺轮，形式不下10种，多数还绘有花纹。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都发现过织布的工具骨梭、木机刀及机具卷布轴等。
在距今五万年前至六万年前大理冰期之际，我国旧石器文化已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人的本身已从直立原人、智人演化到现代人阶段，石器工具已有极大的发展，这时对石质的选择已从石英石、燧石、砾石等扩大到更精美的石墨、玛瑙、水晶石、玉髓、黑曜石等，石器造型已根据使用效率来加工，促进了渔猎采集的进步，使获取食物更为容易，因此他们能有闲暇时间制造各种装饰品来装扮自己。如在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曾出土穿孔的兽牙和穿孔的蚌饰及骨针，这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骨针，距今已有45000年。河北原阳虎头梁遗址曾出土有穿孔的贝壳，钻孔石珠，鸵鸟蛋壳和鸟骨制作的扁珠，若干扁珠的内孔和外缘相当光滑，说明曾长期佩戴过。到36000年前山西朔县峙峪曾出土用墨石制成的椭圆形扁平光滑有孔的装饰品，用水晶石制成斧形的小石刀。山西下川文化有玛瑙、玉髓、黑曜石等矽质石料的石器。
距今25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正是中国服装史的发祥期，这时人们已用骨针缝制兽皮的衣服，并用兽牙、骨管、石珠等作成串饰进行装扮。这里曾发现穿孔的兽牙125枚，以獾的犬齿为多，狐狸的犬齿次之，并有鹿、狸、艾鼬的牙齿和一枚虎牙，均在牙根一端用尖状器刮挖成孔，出土时，发现有五枚穿孔的兽牙是排列成半圆形的，显然是原来穿在一起的串饰。另有骨管、带孔蚌壳、青鱼上眼耳、砾石、石珠10余枚，其小孔是从两面对钻的，这是钻孔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山顶洞出土了一枚磨得很细长，一端尖锐，另一端有直径1毫米（已残）的针孔的骨针，针长82毫米，针粗直径31毫米至33毫米，这是缝制兽皮衣服的工具，缝线可能是用动物韧带劈开的丝筋，我国鄂伦春族人还保留了这种古老的方法。山顶洞人佩戴的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带有红色，似乎他们的穿戴是用赤铁矿研磨的红色粉末染过的。山顶洞人不仅关心生活的美，而且也表现了对死者的关怀，他们把死去的亲人加以埋葬并举行仪式，还在死者身边撒下红色赤铁矿粉末。红色在原始人意识中是血液的象征，失去血液便失去生命，使用红色有祈求再生之意，说明原始人的色彩观念是和原始宗教观念交织在一起的。
折叠
根据出土的骨针、骨锥等制衣工具想象复原的。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层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旧石器时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的穿着可以按其所需而自由制作，这时的服饰已经脱离了萌芽状态。在距今25000年周口店山顶洞中发掘出的骨针足以证明，北京山顶洞人时期正是中国服饰的起源期。那时的人们已用骨针缝制兽皮的衣服，用兽牙、骨管、石珠等做成串饰进行装扮。再晚一些时候，又出现了石和陶制的纺轮，说明了除兽皮外，人类还会用植物纤维来纺和织，使衣服的原料又发展了一步。
到了渔猎、畜牧与农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