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置”。礼部尚书樊伯思曾有奏章言及，“我大秦自强之道，与齐国相异。齐国以商务为国本，大秦以民生为国本；齐国之自强在经商，大秦之自强在爱民。齐国民数少，故用机器，而犹招募国中百姓以补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数繁，故则少用机器，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明末大乱，滋生无数游民，群起蜂拥，最终覆灭了大明朝廷，使清虏趁虚而入，神州腥臊。大秦当以戒之。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乡村郊野，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皆可视为“游民”。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潜意识里，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渴望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在古老封建王朝中，所谓“游民”，很大程度上是失地农人，或者农业社会的剩余人口。齐国就没有产生“游民”吗？自然是有的，但“游民”尚未游动，便多被政府强行给塞至海外领地，为王前驱，去开拓更多的民族生存空间。而在儒家文化包裹下的大秦王朝，最为关注的永远是皇权的巩固，王朝的稳定，以及体制的固定。“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民风不再，且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叹之，一切历史最终都会指向制度本身，意识之基。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每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古老华夏之民，也概莫例外，未能免俗。司马迁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形成对政治权力的威胁，因此，观历朝历代，凡统治者无不极力打压商贾之势力，重农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矣”。因太后薨逝，举国而丧，艳舫上那名扬州大盐商正在为不能带走看中的娇俏“瘦马”，尚在郁积于胸之时，却又从户部盐政司收到了一个让他沮丧至极的消息。为太后治丧，国用不足，协资巨万，以为皇家尽忠！尔等商贾，速速打钱！(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