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时两班倒不间断的工作，人停车不停，轮胎磨损严重，有的已不能正常工作，我同其他几个工友负责的就是每天及时的把装卸车上的破轮胎卸掉换上新轮胎和修车保养车的工作。
我爸则负责在油罐旁给车加油，我们俩人的工资都是每月两百块钱。
当时工地在山东日照莒县的大门庄，那年我十七岁，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三)
换轮胎听起来简单可实际操作并不是那么容易，两三个成年人配合着才能把它完成。大型装卸车半人高的轮胎一个就几十斤重，要先卸掉轮毂上如拳头大的螺丝，需要一人拿着钢管套在螺丝上，双手紧紧地把牢，另一人手拿撬棍插在钢管的一头使劲往下压，让螺丝松动。
我的体重轻,那时刚过九十斤，很多次都是我双手使劲往下压甚至整个人站在了撬棍上往下压，螺丝都不带松动的，刚去时，轮胎倒在地上我扶都扶不来，常常是每干完一个上午，整个人累的都像虚脱了似的躺在车底下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爬起来。
我们四个换轮胎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都是未成年人。
工地的运输车辆多，每天换轮胎的都有几十辆，常常是这辆车的新胎还没换上，下辆车就已经在排队等着了，还有的司机想逃工，故意开着车往尖锐的石头上走，把轮胎弄烂，可以在我们那儿蹭上半天的时间。
每天早晨七点开始我们四个工友穿着油渍斑斑的工作服会一直干到晚上七点，除去中间吃饭一点休息的空儿也没有。
炎热的夏天，汗水湿透的衣服、疲惫的筋骨透着种种的无奈。
下班后我常常和爸爸一起来到工地旁的大门庄碑记前，望着一望无际施工中的广阔公路站着发呆，我们对于未来都很渺茫，不知以后会何去何从。
工资那么少，看不到一点希望。
后来我通过爸爸请示领导，要求在办公室做通讯员，多兼一职，这样每月能多挣六十元的工资。
每天除了换轮胎修车外，早晨七点前我要把办公室打扫一遍，晚上下班后领导们会在办公室里喝酒吃大餐，我要为他们端盘子倒水，吃完饭他们喜欢公款赌博，我还要在门口望风，这就是我的工作。
有天晚上我真的是疏忽大意，那晚我本该在门口望风，一个领导非要喊我进去倒茶，倒完茶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们玩牌，只见会议桌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钱，得有上百万吧。
推牌九摸牌掀开几秒钟就能定输赢，钱轮流在每个人面前过着，谁也不敢说自己面前的钱最后到底是谁的。
短短十几分钟，我看的正起劲，门外大院里十多个穿警服的当地派出所公安人员冲了进来，手拿橡胶警棍，让我们都站着别动。
气氛一下子紧张了，空气仿佛冻结住了一样，我们被控制住了，警员挨个儿查清了一大屋子人的身份后，将钱装入一个袋子里，押着玩牌的几个主要领导走了。
过了四天四夜他们才被放了出来。
据说是托市里的人找了关系，每人交了罚金才出来的。
我每天工作量超过十五个小时，三伏天里我吃的很少，我更瘦了，但是好像身体也更有劲了。
在大门庄工地上干了两个月，时间过得真快。
八月底马上到开学的时间了，我带着挣来的五百多块钱的工资同爸一起回到了老家，我把挣来的钱全给了我妈看病。
(四)
当时听说哈尔滨肿瘤医院治的好，为了抓紧给我妈治病，我爸又借了四千多块钱，带着我妈去了哈尔滨。
他给我妈买了一张卧铺，自己没买到有座位的票就一路站到了哈尔滨，听我爸后来讲，为了不给我妈增加心理负担，办住院手续每次交钱买药我妈问价格的时候，我爸都故意说很便宜，几块钱的药，不贵。
实际上治癌症的药哪有低于成百的，就这样住了五天的院，钱花完了，将近只剩下两张车票的钱了。
我爸安慰我妈说:“还是回家治吧，家里方便一些。”
妈也同意。
那晚在哈尔滨肿瘤医院很高很高的楼层过道里,我妈背着手望着玻璃外的景色出神地对我爸讲:“我看我是不行了，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以为我病得这么厉害就没人管了，你还这么一心一意地对我，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你啦，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我死了以后给楠楠(我的小名)再找一个妈，必须得疼孩子的，会体贴人、疼人的，不疼孩子的再好也不要，这趟出远门我能不能回去还是个事，在路上我不会让你作难的，挺我也要挺到家。”
就这样说完了话，吃饭的时候我爸给我妈打来了最好的病号饭，看着我妈吃完后，我爸出去买了两个馒头，要了一杯白开水，在楼道里蹲着吃，我爸是流着泪吃完的这一顿“饭”，妈妈下床找我爸，在门边上看到了这一幕，也是泪流满面.....
回到老家后托关系找熟人联系亲戚借钱在当地肿瘤医